在如今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中，摆放着一件国家一级文物，编号0001，这件文物是当年李大钊就义时，敌人对他所使用的绞刑架。

北平和平解放之后，文物部副部长王冶秋经过不断努力，终于找到了这具已经被废弃的绞刑架。这具绞刑架不但让当年杀害李大钊的凶手全部被抓捕归案，同时也将李大钊被捕前后的细节公之于众......

一具绞刑架牵出李大钊案

1948年12月，时任文物部副部长的王冶秋在准备接管北平的文物机构时，对文物部的同事们讲述了当年李大钊上绞刑架前的坚贞不屈，同时谈到了解放之后要在北平建立一座新型的博物馆，他交代文物部的同事们：

“我们进城之后，一定要找到这一架刑具，将它展览出来，让广大的人民群众知道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

翌年1月21日，傅作义接受《关于北平和平解放问题的协议书》，25万国民党将士被下令出城，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10天后，北平宣布正式和平解放。当时北平正处在军事管制期间，全市的文物古迹工作交给了军管会文物部负责。

三月的一天，王冶秋带着同事于坚一同骑着自行车去寻找杀害李大钊的绞刑架，他们先到了法院看守所了解情况，看守所的工作人员表示，绞刑架早已经被搬到了德胜门外的东德林，于是他们又赶往德胜门外的第二监狱，这里早已经空无一人，经过仔细的寻找，他们终于在一个荒凉的院落中找到了这架刑具。

他们用借来的工具将这个绞刑架拆卸开来，租了一辆平板车将它们运回到北平历史博物馆，这具绞刑架因此成为北平市文物部接管的第一件文物，编号0001号。

这具绞刑架及其背后的历史意义立刻引起了北平市政府的重视，市委书记彭真指示市公安局，一定要找到当年杀害李大钊的凶手。由于这件案子年代久远，市政府要求只要抓住主要凶手。

经过市公安局的缜密排查，当年杀害李大钊的四名主要凶手最终水落石出，同时李大钊当年被杀害的细节也被公之于众。

李大钊被捕，张作霖遭遇各方压力

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段祺瑞军政府下令通缉那些领导爱国斗争的共产人士，李大钊在这些共产人士中位列第一。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李大钊和一些革命同志住进了苏联大使馆的兵营，转入到地下工作。

张作霖进入北京后，开始四处残害革命力量，一时间北平城被笼罩都在张作霖恐怖的气氛中。

在组织的安排下，很多同志都从兵营中撤出，有的去往南方参加北伐，有的则前往苏联学习，只有李大钊还坚持留在北京，就这样他足不出户地工作了整整一年多的时间。

第二年春天，李大钊得以抽身回到家中，每天很晚才回家，早上天还没亮就离开了房间，有的时候留在家中，也是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

随着北平的局势越来越严重，经常有人秘密来看望李大钊，劝说他离开北平，李大钊的妻子也时常劝告他，结果却被李大钊说得哑口无言：

“我不能轻易离开北京，我离开了，这里的工作留给谁呢？”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同女儿李星华在家中被捕，当时李大钊虽然手中握有手枪，但顾及女儿在身边，李大钊并没有反击。由于事发突然，李大钊家中很多机密文件都没有来得及销毁，据说整整装了七辆卡车才装完。

李大钊被关进监狱之后，敌人对他严刑逼供，用竹签钉进了他的指甲缝，最后还残忍地将他的指甲剥去。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李大钊始终坚贞不屈，没有说一句有害于革命利益的供词，只说了一句：

“我李大钊是共产党，其他同志的踪迹概不知情。”

在《狱中自述》中，李大钊回顾了自己从事革命斗争的经历，表达了自己的信仰与抱负。同时他将一切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尽力掩护其他被捕的青年同志。

敌人见严刑拷打不行，便开始使用利诱的招数。当时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利用和李大钊是同乡的关系，前来对李大钊进行劝说，同时许诺李大钊只要交代实情，就予以高官厚禄。结果李大钊毫不留情地对他说：

“......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绝不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

李大钊的一席话令杨宇霆羞愧得无言以对，只好狼狈地离去。

虽然李大钊身陷狱中，但他丝毫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在狱中不但鼓励其他的革命同志要坚持斗争，甚至还对狱警做起了革命宣传。

李大钊被捕的事情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京津地区各大报社都在为李大钊呼吁，同时很多人都在为营救李大钊而奔走。

九所国立大学的校长商定各自分途营救，讨论会会长杨度前往张作霖府上陈述意见，杨度甚至将自己的宅院变卖，买房所得的房款全部用来营救李大钊。

李大钊的同乡白眉初、李时等三百多人联名上书，希望军方能够保全李大钊的性命，并提前释放李大钊的妻子和孩子。

他们天真地以为军阀也会讲人情，在陈情书中还详细地讲述了李大钊这些年来做出的贡献。

对于张作霖的做法，西方国家也颇有微词，当然这并不是考虑到李大钊的安危，而是不愿意接受张作霖连蒙带吓违反《辛丑条约》的事实。

这些西方国家中苏联首当其冲，李大钊被捕之后立刻向北京政府抗议，甚至扬言要断交。莫斯科更是发生工人游行，抗议军阀擅闯大使馆行凶抓人。

在中外各方的压力之下，张作霖赶紧派人整理证据，由于绝大多数文件是俄文写成，张作霖找来交涉署署长张国忱进京成立“编译会”，召集大量翻译人员进行翻译，结果一个多星期也没有发现组织暴动的计划。

随后张作霖允许各国使馆的工作人员进入警察厅将这些文件进行拍照，以便给这些国家一个交代，苏联发表声明称，这些文件不过是一些普通文件，任何一个使馆中都能够找到，甚至还将张作霖组织编译出的文件目录刊登在了报纸上。

李大钊就义被施刑40分钟

警察厅一方面对外宣称“李大钊口供颇多”，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李无确供”。没有确凿的口供如何对李大钊判刑？

张作霖身边的人当时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将李大钊移交司法机关审理，另一派则主张将李大钊按照军法论处，理由就是“共产党在被北方显有扰乱阴谋”。

正当张作霖难以抉择的时候，前方的一封电报让张作霖下定决心，